职业化仍是影响青年社工发展的大问题

来源: 公益时报 发布时间:2019-02-12 12:00


 司法社工服务对涉案青少年和司法人员均有重要帮助(网络图片)


北京市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张秋雪日前收到了从业以来的第一面锦旗。她在朋友圈写道:“最开心的不是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而是有更多的人认识社工,肯定社工的专业价值。”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转发时评论:“看着这样的讯息,只剩下满足与幸福。”

据了解,该事务所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研究与服务中心已有服务基础上,于2012年11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主管,同时是北京市成立的首家市级青少年司法类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

职业化青年社工发展须正视

职业化,是首都师范大学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院执行院长席小华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交谈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席小华教授介绍,近几年,青年社工的职业化建设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几年前,司法社工只在少数省市中存在,但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市都开始司法社工实务的探索”。

以前社工专业的发展多停留在高校里,社会有专业人才的培养,但缺乏完整的职业体系。很多人毕业后,并没有从事此职业。职业化推进,就是社会为社工人才搭建职业体系,提供相关工作岗位。

“以青少年司法社工为例,原来在司法领域,公检法没有意识到社工的重要性,现在他们认识到,司法社工是工作中必须的力量。认识到了专业力量的重要性,司法机关就设置了一些岗位,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专业社工服务。”

社工的职业化发展又促进了专业化的不断进步。

席小华以前不久参加的某次研讨会参会人员的数量举例说明,全国开设社工相关专业的学校有500多家,参加这次会议的就有200多个老师,“说明这些学校都开了司法社工专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关注司法社工人才培养,关注培养体系的建设。”

尽管近年来包括青少年司法社工在内的司法社工不断发展,但当前仍需要大量社工人才。“虽然说有很多单位在培养社会工作人才,但有很多社工学生毕业后并不愿意做社工工作。人才供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

待遇低、职业化建设不完善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薪酬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涉及明确的职业发展前景问题”。

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青年社工的发展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很多国家专业社工的收入与律师、教师等专业人士的收入相差无几。同时,国外建立的社工队伍都是制度化的。例如,大概每年的服务对象数量,每年所需要开展服务的社工数量,社工服务内容的界定,专业社工的薪酬体系、培训体系等都有明确的制度设计。

青少年司法社工关注涉案青少年

2013年,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张秋雪加入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

日常工作中,她主要负责对刑事案件中违法、涉罪的青少年开展社会调查与帮教,刑事案件中被害未成年的救助,以及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抚养权、探望权等存在纠纷的案件的调查与调解工作。

2018年3月初,张秋雪接到小梦(化名)的案件。当时小梦4岁,父母离异。作为原告,小梦的母亲因为小梦的奶奶阻碍自己探视孩子,将小梦的父亲告上法院,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当时主要想尽快了解双方的真实情况,以关护小梦为目标,尽可能为其营造有利的成长环境。”接到案子后,张秋雪开始着手社会调查。

在调查中,张秋雪发现小梦父母双方都有不足。

一方面,离异后,小梦父亲组建了新家庭,并有了孩子,所以大部分时间小梦都由其奶奶抚养。小梦奶奶由于既要照顾孙女,还要兼顾在某校食堂的工作,所以就把孩子带到食堂宿舍生活。食堂宿舍紧邻操作间,并且还有刺激性的气味,小梦住得并不舒服。

另一方面,由于考虑自己是非京籍户口,也没有稳定住房,怕让孩子受苦,所以当初小梦的母亲同意将抚养权给被告。但看到孩子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探视孩子受阻,她希望要回孩子的抚养权。可是,经调查发现,小梦母亲现在住在一居室,偶尔还有男朋友来住,因此也不适合小梦成长。

经过4次走访调查,2018年4月张秋雪将报告交给当地法院,并建议对小梦父母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在保证小梦妈妈探视权利及孩子生活环境的条件下,小梦妈妈同意不变更抚养权。

席小华介绍,目前该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抓捕了违法的青少年后,这些机构依据相关法规会委托其开展相关社会调查。

对开展社会调查的必要性,席小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首先少年司法的目标不在于要惩罚未成年人,而是要教育矫正未成年人。社工对这些孩子有针对性她开展教育矫正服务,实现了司法的目标。

其次社会调查报告在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时也发挥着“参考”价值。“比如说判一个小孩是3年还是5年,以前可能就根据司法机关侦查的情况,但现在司法机关除此以外还会参考专业社工做的调查,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实际上,这样做就为少年司法机构更加谨慎地使用法律提供了参考,使司法过程更加规范,更加人性,更加科学。我们开展的服务,不管是对违法犯罪的小孩,还是对司法人员都是一个支持和帮助。”席小华说。

青少年社工发展团组织发挥重要作用

席小华说,在青少年司法社工的发展过程中,共青团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

“2018年,共青团和最高检会签了一个关于检察机关未成年社会支持体系的文件,那个就很重要。”席小华说。

她所说的文件是指,2018年2月9日,在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的合作框架协议》。

席小华认为,这个协议签署后会鼓励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在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能够主动去链接社会工作的专业资源,开展相关服务。

“我觉得团中央这项制度就做得挺好,但关键还是怎么落实。”席小华补充说,团中央最好帮助各省(市)去梳理各地实际情况,搭建社工服务体系,并明确开展服务的标准,服务成效的评估方法等。“有了大的制度倡导后,关键是各地具体的落实”。

2017年,团中央社会联络部联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社会工作司)、财政部综合司(政府购买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山东济南召开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华东、中南、西南片区座谈会,此后,相关主题会议数次召开。

对此,席小华评价说,虽然目前各地都在链接社工服务资源,但社工服务标准是什么?服务内容是什么?很多地方并不清楚。“部分地方之前没有相关实践,没有现成经验,因此出台购买服务的清单,有利于指导和促进全国各地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来满足青少年的服务需求”。

她还结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自身发展指出,共青团北京市委对本市青少年司法实务推进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2012年之前北京市青少年司法社工研究院与司法机关的合作都是“点上的推动”,正是在团市委权益部努力下才真正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完成的。

“尽管青少年司法社工发展速度很快,很多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全国总体情况参差不齐,发展不一。这主要是制度支持力度不一样,各地的人才队伍的搭建也不完整。”

实际工作中,青少年司法社工的服务也有很多困难。“有的时候出现过被服务对象质疑和不信任的情况,也有过被合作伙伴轻视的情况,还有过能链接的资源非常有限、力不从心的情况。”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社会调查组一线社工王璐倩这样说。

席小华教授介绍,很多涉案的未成年人自身认知情况与行为习惯有问题,“有的孩子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有的孩子认知能力比较弱,甚至智力迟滞,接受外界的能力比较差;还有的孩子确实是来自困难家庭,想要改善这类孩子的困境比较难,所以总体上这类服务是比较难的。”

“帮助这些孩子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帮助总比不帮强。为什么我们能够支撑下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作出的成绩,看到了孩子能够实现自身和家庭的良性成长。”席小华说。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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