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

资助型基金会的价值是以资助促进公益生态发展，这是付涛在《资助型基金会价值(案例)研究》之《综述》中开宗明义的表达，可谓切中肯綮。《综述》对于这项研究的背景、由来、研究方法、目标、研究过程及最终成果，作了条理清晰的阐述，值得认真研读。对中国第一批11个资助型基金会(包括转型中)的案例研究，颇具深度，对于中国基金会的发展转型及公益生态系统的构建，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本课题是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研究的开篇之作，留待10年、20年之后，当资助型成为我国基金会主流模式的时候，其在公益革新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

　　在中国6500多家基金会中，“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很少，可能总量约20～30家，不会超过40家”(引自《综述》)。从全球范围看，在公益价值链中，基金会基本上定位于资源供给者。类比商业，基金会一般做“投资”，不自己做“产品”。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美国为例，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来自个人的约占82%，来自企业的不到5%，来自基金会的占13%左右。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大部分基金会有自己的固定基金，在公益市场，基金会不是募捐者，而是资金提供者，是真正意义上“有钱出钱”的主;相反，中国的基金会是吸纳捐款的主体，且拿了捐款主要自己来花，做项目。中国运作型基金会占绝对多数，这个现状，并不反映运作型基金会与资助型基金会相比孰优孰劣，但可以反映中国基金会业态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中国特色所致。

　　分析原因，大体有三：

　　首先，不少基金会是由草根NGO转身而来的。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前，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难以登记，不少机构只能登记为企业，很多公益人无奈“非法行善”。当时，我还在中国青基会任职，曾撰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指出“只有等非公募基金会出现，我们才有条件声明：中国有了真正的民间组织”，并给草根NGO朋友支招儿：借助《基金会管理条例》设定的法律许可，选择“造车上路”或“借车上路”。前者，筹资200万元，自己造一台非公募基金会的“车”，装上已有公益品牌的“货”，驾车上路;后者，游说愿意做慈善的富人或企业，让其接受你的公益理念和项目，出资成立基金会。前者的好处是独立性强，后者的优点是资金来源可靠。事实上，许多草根NGO就是这么做的，一批运作型基金会即NGO型基金会应运而生。有代表性的比如早期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后来的天使妈妈基金会、爱的分贝基金会。

　　其二，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不少，其特点是，既“早熟”，也不成熟。在美国，10万家基金会中，公司基金会仅有2700来家，慈善捐款来自企业的比重也很小。美国数量最多的是家族基金会、私人基金会，用的不是公司的钱，而是个人的钱，包括现金、股权、遗产捐赠等。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有一个小的公司基金会，用公司的利润来支持;而由盖茨夫妇办的家族基金会是个大基金会，由个人捐赠股权设立。

　　中国的慈善捐款，60%以上来自企业，这也是中国特有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富起来的是一批私人企业家，无论是出自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也好，为了提高企业的美誉度也好，抑或是担心“不共享就要被共产”(卢德之的理论)，还有道德绑架因素，许多企业提前预支了自己的收益来做公益。企业办的基金会，多半会自己做公益，这也顺理成章，毕竟做资助型基金会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平，这并非企业基金会所长。

　　其三，草根NGO能力不足，与其资助他们花钱，不如自己花钱来得踏实。我与一些基金会领导人讨论时，不少人持这种观点。我则会谈四点不同看法：第一，草根组织弱是因为资源少，所以需要基金会多给资源;第二，找人做事比养人做事更有效率，如果资助一家草根组织项目做得不成功，可以换人，机构换员工可不那么容易;第三，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基金会责无旁贷，也需要勇于承担资助项目可能出现的失败风险;第四，公益是一个生态系统，行业整体好了，基金会也会活得更好，基金会要做热带雨林中的参天大树，不要成为沙漠中的胡杨树。还有一条，《基金会条例》把管理费用定得那么低，其中的立法思想就包含了这一点：基金会是公益资助机构，而不是公益项目的运行机构。

　　这些年，一批有实力的基金会，包括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向资助型机构转型，与草根NGO良性互动，优势互补，共同成长，在推动公益行业价值链、生态链产生良性变化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资助型基金会的未来发展，在五个层面存在突破的可能性：

　　1、突破官办基金会的“利益铁三角”。

　　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曾经在动员社会资源、弥补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创造了诸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优秀公益项目。这些“老牌”基金会影响力大了，发现在社会捐赠活动中，来自自然人的捐款笔数多，金额少，管理成本高;来自企业的捐款，笔数少，金额大，管理成本低，于是转而“理性”选择“大客户”战略。无独有偶，企业捐款人最喜欢项目的政府背景和捐款投入硬件建设。政府背景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而投资硬件由捐赠企业命名，是提升企业美誉度的最好软广告;对于基金会来说，与政府合作的项目，政府还可能匹配资金，参与管理，省了基金会很多管理成本。政府背景、企业青睐和基金会“傍大款”策略形成的“利益铁三角”，不断强化捐赠资金的硬件导向和向体制内的逆向流动，成为民间捐款回归民间的巨大障碍。而这种固有利益关系的惯性力量，成了这类基金会改革转型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改革需要壮士断臂的勇气，而拿自己开刀何其之难。政社分离说了多年，也不见什么动静。办法只有一条—外部压力。要通过进一步建立基金会透明机制，让所有公募基金会公开捐款的流向，如果捐款流向政府账户，意味着这些基金会还在帮政府吸收民间慈善资源，应受到质疑。今非昔比，道理自明。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同样有政府背景，一些历史较短的公募基金会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成立于2009年的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在成立伊始就以“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为机构发展战略。其推出的“童缘”项目，资助了近200家儿童慈善组织，并由此形成儿童慈善领域的合作联盟。2012年儿慈会遭遇财务记账失误的“小数点风波”，受到媒体严重质疑，就因为机构的透明度高和草根NGO的力挺，不仅渡过难关，而且得到更多社会关注和支持。去年的99公益日，中华儿慈会斩获捐款过2亿元，全年捐款近5亿元，近8成捐款来自个人。同为民政部直辖的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也因为机构新，没有“老本”可吃，没有老路依赖，都选择了与草根NGO合作，分享公募权的道路，一样获得了合作共赢的骄人成绩。

　　这些机构的成功，可为那些老本丰厚的机构提供借鉴。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无论于公—支持行业发展，于私—机构的可持续性，都是有利的。

　　2、社区基金会发展空间巨大。

　　美国只有700多家社区基金会，但这类基金会在构建慈善生态方面的作用很大。不同于自己出钱的私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是公共筹款机构，类似中国的公募基金会。硅谷社区基金会、纽约社区信托是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典型代表，其管理运营模式很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中国社区基金会正出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如果方向对路，可以成为整合社区公益资源、推动社会创新、改善社区公益生态的一种创新模式。社区基金会可以发挥五大功能。

　　功能之一，成为慈善信托的受托机构，为个人或企业管理慈善资产。《慈善法》为社区基金会慈善信托的设立提供了巨大机会。功能之二，成为小型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的慈善资产受托服务机构。功能之三，成为社区居民和属地公司员工志愿者捐赠动员的组织者。功能之四，成为草根NGO的资源供应者。功能之五，成为公益项目咨询和专业服务提供者。服务对象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各类社区组织。

　　要实现上述功能，关键在于社区基金会要有很高的专业化管理水准;而公益行业发展需要专业化支持，正是社区基金会大展宏图的时机。

　　中国数量巨大的慈善会，拥有大量捐赠客户和志愿者资源，最有条件按照社区基金会的上述5个功能进行改革转型，形成资助型基金会的强大体系。一些地方把慈善会变成了慈善联合会，作为慈善行业的自律组织，不应参与行业竞争，应把原来慈善会的募捐功能剥离，单独设立社区型慈善基金会。

　　3、做资助是家族基金会的最佳定位。

　　中国富豪人数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比尔·盖茨先生曾在他的基金会北京办公室对我说：“在中国劝说富人捐财产比美国来得容易，因为美国的富人大多是家族财富的继承人，不好做决定;而中国的富人几乎都是财富的第一代创造者，他们比较容易独自对财富的安排做出选择。”

　　中国正进入财富代际传承的密集期，已经出现一批捐款数十亿、上百亿的慈善家。从财富的积累到财富的传承，家族基金会无疑是富人财富的最佳归宿。与公司基金会相比，由家族私人财富投入设立的基金会没有商业利益诉求，因此更加纯粹，并能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美国的家族基金会数量很大，50%是规模小于5万美元的微型基金会。未来，中国的家族基金会也会以小型为主。小型家族基金会一般无力自己运作项目，会选择公益伙伴进行资助，成为资助型基金会的重要支柱。

　　4、DAF—捐赠人建议基金异军突起。

　　2015年，美国富达金融集团所设富达慈善基金会的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fund，DAF)，账户余额达33亿美元，给慈善组织的捐赠额超过31亿美元，捐赠支出73万笔，超过了成立于1887年的美国慈善龙头老大“联合募捐”(UnitedWay)。富达公司有大量具有捐赠能力的客户，是基金会的客户基础;富达DAF与公益慈善行业密切合作，向客户提供公益慈善信息，满足了客户捐款投入的意愿。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富达DAF，账户数目从2000个左右增长到现在的8万多个，用于投资的基金会管理的净资产复合增长率超过20%。基金会的捐赠服务，也增加了金融公司所管理的资产规模，提高了客户黏性，为公司带来了新的收入。

　　这种金融+公益的模式已经引起国内众多金融机构和基金会的兴趣。尤其是金融机构借助客户资源的优势设立DAF，可以把捐赠资金、专项基金和慈善信托加以综合运用，把慈善资助和慈善资产保值增值都运作起来。DAF的突破和发展，将成为我国资助型基金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5、企业基金会转型独具优势。

　　企业基金会多为成功企业所办，本身具备市场和创新基因，在中国公益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不足的今天，企业基金会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把自己擅长的东西贡献给公益行业，为建设和改善公益生态做出贡献。公司基金会选择业务熟悉的领域，借助企业自身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成为该领域公益伙伴的支持力量，可以做到得心应手;如果加上用心学习，认真规划，还可以游刃有余，成为该公益领域的引领力量。

　　以上仅就我国资助型基金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条件、文化环境和市场供求关系，以及未来变化的可能性，谈点粗浅看法。对于本书内容，除了高度首肯之外，不敢多作评论。无病呻吟，蛇足之议，非我所愿矣!是为序。

　　(本文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为北京沃启公益基金会所著《资助的价值初探： 资助型基金会案例述评》一书所做的序。该书的出版以及相关的研究(《资助型基金会价值(案例)研究》)，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的资助。)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2月刊 　 作者：徐永光 撰文